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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童书是儿童读物的总称，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也是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童书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不仅有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语言文字素养，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伴随着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从实体书店到各大电商平台，童书销量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因童书繁荣而衍生出的亲子阅读馆、阅读推广人等也与日俱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兴起，众多儿童文学家、绘画工作者争相加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行列。部分描绘儿童丰富情感、展现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作品已具有跻身世界舞台的水准和影响力。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对近年来童书领域的新特点、原创图画书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研究，并提出思路对策。

《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