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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新年贺词，习近平勾勒“明天的中国”******

　　(近观中国)二〇二三新年贺词，习近平勾勒“明天的中国”

　　中新社北京1月1日电题：二〇二三新年贺词，习近平勾勒“明天的中国”

　　中新社记者黄钰钦梁晓辉

　　新年的钟声敲响，人们在回望中走向未来。这一特殊的时刻，对过去的告别与对未来的期待交织，给予每个人前行的力量，于个人如此，于国家亦是如此。

　　当时间翻开新的篇章，世界也又一次注目——中国将如何告别过去、总结当下、寄望未来？答案正蕴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〇二三年的新年贺词里：“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创造了今天的中国。”“我们要一往无前、顽强拼搏，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

　　当这份跨越时光的答案被缓缓道出，一个明天的中国也徐徐走来。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这是一个奋斗前行的中国。

　　“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新年贺词里的关键词。回顾过去，从“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到“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再到“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奋斗”成为对中国姿态最鲜明的概括。

　　而在过去一年，无论是新航母下水，还是大飞机上天，无论是在冰雪赛场上驰骋，还是在“太空之家”遨游苍穹……中国人以“奋斗”连接梦想与现实，如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所感慨：“这一切，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勤付出和汗水。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这就是中国力量！”

　　“奋斗”，也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相连。今天奋斗的成果，正是明天中国更美好的信心之源。过去一年，中共二十大筹划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提速前行，为明天的中国勾勒出更加精确的蓝图。一个奋斗的、可感的中国，正信步前行。

　　这是一个更加团结的中国。

　　过去一年里反复延宕的疫情，让人们愈发感受到团结的可贵。是彼此的团结，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开始鼓励与互助。食物与药品，诗集与小说，在社群和楼宇间穿梭运送，治愈着彼此的身体与心灵。正如著名小说家加缪曾写下的，“洋溢着善意的眼神永远比瘟疫更有力量”。

　　当下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的这句话带给人更多力量：“大家再加把劲，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胜利。”

　　因为团结，人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眺望前方道路，未来的风险与挑战丝毫不减，仍需要“14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惟其如此，“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

　　若将眼光投向世界，“团结”二字在百年变局下更能读出一层深远寓意。过去一年，无论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以“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作喻，还是在G20巴厘岛峰会上，引述印尼谚语“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习近平都传递出一个紧密联系世界、与各国“更团结”的中国心愿。

　　这种团结，就像北京冬奥会闭幕式鸟巢上空升腾起的“天下一家”焰火，中国正以这样笃定的世界观，持续点亮世界。“我们始终如一珍视和平和发展，始终如一珍惜朋友和伙伴”，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再次表示。不难预见，尽管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明日之中国仍将以自身的确定性为世界团结助力。

　　这是一个洋溢青春的中国。

　　时光如流，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多次点赞平凡人做出的非凡事，不同群体都曾先后走进他的“年度记忆”。今次，习近平特别提及中国青年——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春的中国，希望寄托在每一个青年之中。过去一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对青年的期待，既有情真意切的信笺对话，也有走进高校的亲切交谈。他将青年比作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撑起一片天”，也将青年比作初升的朝阳，“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

　　“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在新年贺词里谈及明天的中国，习近平又一次对青年提出要求，希望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正在担负起实现美好的责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成长的烦恼与成功的喜悦并行。与此同时，每一个青年人都在选择将以何种姿态进入明天的中国。看似微小，但恰恰是这每一个选择，构成了中国面对未来自信向上的社会图景。

　　这种向上，也正是奋斗的、团结的、青春的中国，所走向的更美好明天。(完)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于成龙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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